困境

这一篇文章写点有意思的事。阅读了财新的一些新闻，以及一些文章：主要是梁建章和任泽平对经济的理解。以我的观察，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奇怪的问题和困难。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可以在评论区交流讨论。写草稿时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写写停停，不过现在还是决定把这篇写完。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的增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是由人完成的，社会的运转主要是由生产和消费组成的。同时制度和法律划分了权利与责任，让人们在共识之下自由生活。所以良好的法治水平和人口的稳定增长都是理想社会状态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个人的（实质）社会生产和消费是有限的，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1. 主要生产和主要消费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1950-1959年的出生人口通常在2010-2019年间进入老龄阶段。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这些50后老人在劳动高峰的社会产出和退休后的支出有巨大的差距。50后的生产高峰大约在1970-2000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有着不错的增长（无论是名义增长还是实际增长）。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在2001中国加入WTO后。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抛除货币因素，GDP从1.21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6.09万亿美元，人均GDP从959美元增长到4550美元。这两个数据的年复合增长率大约在17%-18%之间。在2020年人均GDP达到了10500美元，也就是20年间增长接近11倍。

简单说，年轻时的产出发生贬值且没有存款和投资，老年时更高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压在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上。50后老人步入老年后会有大量的医疗和养老支出。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不容忽视的通货膨胀，在他们的生产高峰时的产值通常无法满足合理的养老、医疗支出。这个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早年间没有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基金制度。当然现在的社保基金仍然不能够满足大量的养老资金需求。实际上现在有大量的老人只有最基础的物质生活保障（吃穿用度），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难以解决，养老和医疗的主要开支在于护理和药械费用。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以及人均产值并没有以之前的高速度增长，会出现少数人口需要保障多数人口养老支出的局面，非常容易造成政府的税收压力的增大。过去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加入WTO后经济发展虽然很快，可是多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仅看名义GDP数值，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分别在1981年和1994年达到一万美元，中国在2019年在数值上达到了人均GDP一万美元。这些数据还是在不考虑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进行参考。同期比较，日本和韩国在2019年的人均GDP分别是40113美元和31846美元，中国人均GDP是10216美元。经济增长问题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分析。

未富先老，是真实而且严峻的问题。不解决问题就代表会有大量老龄人口无法得到有保障、有质量的养老。下图来自：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长郝福庆，在第二届中日养老服务论坛上的发言。

2. 人口增长还是负增长

更重的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人口增长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和财富流动性降低，导致生育环境恶化和生育意愿下降。和社会流动性互相作用的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分配标的就是教育资源（第三段会分析）。人口的趋势形成后，改变趋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口变化的规律很难改变，有兴趣可以搜索阅读梁建章的对人口问题的分析文章。想要改变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状况，社会环境的改善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的经济分配的相对公平。本来想也写很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获取了很多数据，最后也只是把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没什么意思了。第三部分写了自己对教育公共政策的理解。

3. 社会和公共政策在进步还是退步

中国的行政和管理水平在过去的四十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和发展，但目前的行政能力远远无法适应经济水平的巨大发展。政治集权改革后在不断放权到地方，但地方的行政水平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甚至一个地区可能出现不同社会问题的治理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这里以教育这一个方面来分析。

在今年（2021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政策，其中关于教育培训的政策影响很大，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被迅速关停。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无意义竞争，降低学生的学业压力以及家长的经济负担。最终效果暂时无法评价，将在后面给出部分的分析。（文章的第二次草稿时，北京开始了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在校老师给学生培训）。

校外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对校内学习进行补充。无论在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水平，校外教育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产业。说稳定是因为：只要学生数量没有较大的改变，校外的培训需求就不会改变多少。校外培训的唯一价值就是服务于培训需求。这一需求在教育发展停滞的当下犹如补药，吃少了难受，吃多了伤身。

非常遗憾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公共政策水平比较低。关停义务教育校外营利性培训不能解决社会流动性问题，甚至有可能激化教育不公平现象。许多的政策没有合理的论证，最终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经济学中称作外部经济效果（externalities）。近期的校外培训整改：目的是避免无效竞争，但关停营利性培训辅导服务致使需要学生合理的校外培训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可以说在教育资源相对弱势地区，校外培训是学生们对抗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唯一手段。有些人会说：校外教育资源会让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面对更不公平的竞争。我认为基础教育资源和经济分配不公平才会创造出空间 -- 助长校外培训的不公平。如果教育资源和经济分配的相对公平，家长们不会极力的寻求其他弥补的手段（校外培训辅导）。政府抓住了问题的末端，打压末端以期望问题的起始会消失。这是一种愚蠢的思考和行政手段。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们考虑了公共培训可以避免很多监管问题，于是在北京出现了公办的培训辅导服务。这一政策在全国推行需要很久，许多本身教育资源薄弱的地方在政策性打压校外培训后新政策的推行甚至会停滞不前。中央和地方在关停营利性校外培训时雷厉风行，但短时间内没有解决主要问题的手段。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低水平现象之一：打压表面问题时重拳出击，在改善根本问题时或是不作为或是昏招频出、束手无策。象牙塔里待久了，锦衣玉食习惯了，政策研究者们只向权力负责。权力只向其来源负责，人民不是权力的来源，所以权力也就不会对人民负责。也解释了官员们不会有急百姓之所急的服务精神。

题外插图：

高考招生的不公平（其中部分数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来源见图片注释

题外话：目前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有剧烈竞争，有学历贬值。家长们不知道实现阶级跃迁的其他方法，只想到让孩子过高考这一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高考的根本意义是选拔“学术人才”，进入高等学府后继续深造或者服务社会。现实状况却是：一个个家庭想要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背后的社会问题更是让我不安：各行各业都需要人的时候，成人社会的就业鄙视链深深的影响着大多数人。很多的劳动得不到尊重，一些行业难以感受到社会尊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无形的阶级和有形的歧视。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句话是从罗翔教授的视频中学到的。我们的社会似乎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意义，泛滥着把人作为手段的可悲。

注：文章引用工作繁杂，但所有数据公开可查。其中GDP及人口数据
来自世界银行公开信息。